关于拆迁，李子暘写了一篇《土地制度造成拆迁困局》，恰好三联这期做的也是这个，李鸿谷写的导言似与李子暘的论点有些差别，全文照登如下：
1997年，我到处找房子，终于找到这栋完美的维多利亚式小别墅，它靠近水边，景色优美……我把每一分钟闲暇时间都用来装修它，让它变成了我的梦想之家。我把它刷成了浅橙色，因为这是我最爱的颜色。1998年，一个地产经纪人跑来给我出了个价，说是要代表某匿名买家买下这栋房子。我跟她说，这房子我完全没想过要卖。但她说，要是我不卖的话，房子会被政府征用。她的建议是放弃算了，谁斗得过政府呀。
——美国“钉子户”苏赛特·凯洛在美国国会参议员司法委员会上的证词
◎李鸿谷
各国“钉子户”的起点事件以及原因，大体上都差不多。果然，与地产经纪人未谈妥的当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政府征用了凯洛的房子，并将之转交给一家私人开发商。凯洛当然不服，她与新伦敦市政府的诉讼案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7年后，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做出判决，支持新伦敦市政府，宣布本次征用合法。
对凯洛而言，这当然是一起未能获胜的诉讼。不过，这种拆迁困境，对于中美两国的分析者而言，解读方式，却相去甚远。
将“钉子户”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自己所著的《困局经济学》里论述的美国人迈克尔·赫勒，立论的基石是：“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其创造出的流行的审视美国经济问题的“反公地悲剧”里，列举的重要事实之一是：1978年，（美国）航空业取消管制，乘客周转量翻了3倍。那么，打那以后，美国新建了多少机场呢？只有一个，1995年建起来的丹佛机场。结果，我们经常眼巴巴地坐在机场候机，飞机要么是迟到了，要么是准点到达却没地方可降落，只好在半空兜圈子。为什么如此？“居民们想方设法地推迟、阻挠机场建设项目。”在美国这个有太多所有者的市场里，迈克尔·赫勒的观察是，“（结果）人人都妨碍着他人。私有制不再是所有权的终点站，私有化也会走到破坏财富的地步。”
“钉子户”例案，在迈克尔·赫勒的评判体系里，是用来说明这种“反公地悲剧”的非正面事实——过多的所有权及其捍卫造成的反效果，破坏财富。这或许稍稍令人意外。
对应于美国航空业取消管制的年份，1978年——由此开始的中国30年历程，中国的机场数量由78个，提高到158个（不含香港和澳门），翻了一番；而公路通路里程由89万公里，翻了两番，达到373万公里。两相对比，我们当然可以将中国的发展命名为“中国奇迹”。这些需要使用大量土地的道路与机场，能够顺利建成，对应于美国30年仅新建一座机场的拆迁困境，我们换一种表述，将其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拆迁红利”，也似无不妥。
但是，仅将焦点聚集于成就，我们将难以理解下述事实：国家信访局数据表明，2003～2006年接待的上访人数中，有近40%涉及拆迁；这一期间建设部统计的这个比例则高达70%～80%。而中国社科院在此时间段完成的调查报告表明：只有2‰的上访能够解决问题。中国当然也有强度更大的拆迁困局，而且其社会性影响力不可低估。
将“中国奇迹”的建设成就与拆迁及“钉子户”分开来观察，我们任何结论都可能是片断式的，陷入宣传或妖魔化套路。迈克尔·赫勒带给我们的，或许不仅是令我们意外的他将“钉子户”负面化的倾向，而是他对制度运行及其成本的分析。那么，我们有无可能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发现并理解中国的成就与成本呢？或者，我们有无可能在“正义非正义”的简单的两分法之外，去完成一个“拆迁经济学”的分析？
一国之富裕的经济学观察，目前相对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工具是制度分析。“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这一结论之后，稍有深入的分析来自张五常。在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他论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移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30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的解释，仍然是过程中的阶段性论述。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土地使用的历史演进，那么类似“合约”之类的经济学术语，当会被我们所能感知的事实描述与理解。
以中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演变史进入检索，1991年，现行条例出台。研究者王才亮解释说：这一条例当时是为了与《城市规划法》相配套而颁布的，立法思想是想通过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当时的城市建设主体是国有单位，政府主导整个拆迁过程。真正的变化开始于1994年，这时开始第一次“房改”，当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房地产开始市场化。
市场化的结果是：利益主体由单纯的国家与公有开始多元化。
纯粹公有制的中国城市住房结构，如何生成市场化？对此疑问，其实在早期时候，中国农村承包制出现之际，即为核心性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为解答“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了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更一般的问题是，私有权利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有制里产生出来？”——他耗去10年时间，终于清晰给予“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所以产生的经济学解释。但是，周其仁一如张五常，只是描述了“承包责任合约”——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形成过程，如何明确定义？他们并未提供答案。
西方产权研究中未必常用的概念：混合型产权结构——国家宣称拥有所有权，然后创造私有权。或许是理解“所有权与经营权（私有权）分离”结构最有解释力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在这一所有权明确归属之下，“房改”一经启动，使用权即开始从所有权里分离而出。这种分离一旦完成，“私有权”当然被“创造”出来。回到“房改”，它的结果是自然形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在内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单纯的利益主体由此瓦解。在法律制度的演进里，针对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2004年3月，《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所有权之下，创造出来的“私有权”受宪法保护。
理解中国的发展奇迹，这种混合型产权结构——30年时间，我们有了2倍的机场增量，与4倍的公路通路里程数量，当是最有力量的分析工具。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我们未必完全明白其意义的时候，已然完成了制度变迁最关键的步骤。
宏大的制度变迁，未必那么容易被理解，但微观的经济利益，却是方便被感知与计算的。“拆迁经济学”在相当意义上，是对新生成的利益结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各自利益的计算与评估。研究者朱东恺与施国庆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而另一位研究者陈铭更具体地计算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资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是：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5.24%。这当然是一种严重失衡。在这种不平衡的利益结构之下，冲突甚至极端冲突，或者都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任何制度都有其成本与代价，但是，在目前中国土地增值的利益分配里，结构如此倾斜，显然经济学的分析之后，其后果未必仅止于经济，而可能是政治性的。如果也套用迈克尔·赫勒的句式，“混合型产权结构可以促成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利益结构的失衡却可能带来反效果”。中美两国拆迁困局固然制度背景迥异，美国最高法院以5对4的微弱比例否认了苏赛特·凯洛的个人利益主张，是对美国所有权过于分散的制度结构的一种校正。但其利益结构调整程序设计，却未必不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实之下，漫长的7年诉讼，显然时间成本过于昂贵。那么，我们能否建立更有效率更低时间成本的利益调整机制？这是对我们智力的考验。■
一，今年去过的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荷兰、印度尼西亚、秘鲁、丹麦、挪威和瑞典。其中澳大利亚、丹麦、挪威和瑞典都是一年去两次，很变态。
二，今年看到了几个世界级风景名胜和文物遗址，比如北极光、大堡礁、北欧峡湾、马楚皮楚、印加古道、纳斯卡地画、里约热内卢基督像、达尔文故居和印尼海啸遗址。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马楚皮楚和印加古道，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和Nias小岛印象也很深。
三，今年写的最用心的文章是秘鲁游记、达尔文周年纪念、乙肝治疗、垃圾僵局和几篇关于气候变化的，还算满意。
四，生命八卦专栏坚持下来了，而且自认为水平有所提高。我的第一本生命八卦合集即将于明年一月份出版，敬请期待。
五，今年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时间给《读库》写稿，老六要求的“年度力作”没有兑现，今年要补上。
六，另外比较遗憾的是今年没有去过一次非洲。我想念非洲，今年一定想办法去一次。
我知道很多读者羡慕我这种生活，但我想说的是，这种生活其实也是很累的，需要牺牲很多东西。不过呢，人的一生短暂，就看你最看重什么了，如果你喜欢过这样的日子，那就别怕做出牺牲。只要你肯努力，放弃一些对你来说不太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加油吧。
年终金曲：Don Henley-《The End Of Innocence》（纯真年代的终结）：
Remember when the days were long
And rolled beneath a deep blue sky
Didn’t have a care in the world
With mommy and daddy standing by
When “happily ever after” fails
And we’ve been poisoned by these fairy tales
The lawyers dwell on small details
Since daddy had to fly
But I know a place where we can go
That’s [...]
我最怕从欧洲回来的倒时差，于是这次我决定玩个狠的，先是一天不睡，然后倒着倒。没想到玩大发了，现在每天早上2点醒，下午6点就困。这回倒好，我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夏威夷生活。
这样过了几天，我发现夏威夷时间优点还真不少。早上起床看书最安静，MSN上除了王三表就没别人。白天也能很好利用，不耽误正事。晚上的应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掉，我这个宅男终于修成正果了。
更妙的是，夏威夷时间还很环保。早上这段时间属于用电低峰，这就相当于提前用上了人工智能电网。
最妙的是，起床后正好可以看2点零7分播出的CCTV1大片《黄？没戏！》。这是央视为呼应“妈妈评审团”赶制出来的记录大片，陈晓卿监制哦。
（五）
中青报《冰点周刊》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叫做《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推荐大家好好读读。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这篇文章显得有点突兀，但其实这是一场已经持续了整整50年的争论。1959年，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C.P.Snow在剑桥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两种文化》，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种种矛盾。后来Snow又修正了他的观点，提出了“第三种文化”这个新概念。1995年，美国图书经纪人John Brockman出版了一本科学作家访谈录，标题就叫《第三种文化》。在这本书里，Brockman通过一大批已经在欧美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科学传播者之口，预言科学即将取代人文科学，成为人类新思想的来源。
关于这场争论我以后慢慢再讲，今天我就想说一件事：气候变化这个概念就是“第三种文化”的一个极佳范例。这个概念来自少数科学家的推理和实验，是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且这是一个只在大的时间尺度下才成立的命题，人类的日常经验远远不足以解释它，更不用说做出适当反应了。对于气候变化的应对，将是对人类理性思维的一次大考验。
气候变化这个概念的萌芽，来自法国应用数学家傅立叶（Jean-Baptiste Fourier）于1827年写的一篇论文。傅立叶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找出了热传导的数学规律，大名鼎鼎的“傅立叶变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第一次提出地球的大气层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温室，否则的话地表温度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
第二个大事件发生于1863年。英国科学家John Tyndall第一次指出所谓“温室效应”的真正原因来自二氧化碳对红外辐射的吸收，他甚至提出冰河期就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降低所导致的，当然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并不完全正确。
第三个大事件发生于1896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Arrhenius第一次推算出，如果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的话，大气温度将会上升5-6°C！想想看，这样一个至今仍然不太过时的结果居然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被算出来了，当时欧洲的科学研究确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要想推算出这个结果，必须测出大气二氧化碳对红外辐射的吸收能力。这个测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Samuel Pierpoint Langley做出来的，他测量了不同高度的月亮发射的红外辐射的强度，稍有想象力的读者就可以知道这么做的目的：地平线附近的月亮和头顶的月亮发出的光线经过的大气层厚度是不同的，只要测出两者的差，就可以推算出大气层吸收红外辐射的能力了！
有了这几位的工作，全球变暖的理论基础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科学家们并没有立刻行动起来，因为有两个关键问题还没有答案：第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究竟会不会因为化石燃料的燃烧而增加呢？要知道，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加速光合作用的速率，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是个未知数。第二，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是否会直接导致温度上升？是否会有某个未知因素抵消了这个温室效应？这两个疑问都需要有实际测量的数据来解答。
第一个疑问被美国科学家Charles Keeling解决了。他发明了精确测量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方法，并于1958年在位于夏威夷的莫纳·鲁阿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设立观测点，开始测量二氧化碳浓度。这是人类迄今为止观测时间最长，也是最精确的二氧化碳浓度数据，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历史的书中都不会少了这张图表：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确实在上升。那么，为什么上升曲线不是平滑的，而是波浪型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吧。
第二个疑问最早是被美国科学家James Hansen解决的。他是美国NASA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这个小组利用NASA强大的数据网络，于1981年发表了第一份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出地球温度虽然在近100年里有升有降，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
1988年6月23日，Hansen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做了一次报告，提醒政治家们注意全球变暖现象。这次听证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受到触动最大的反而不是美国人，而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阅读了Hansen的报告后非常激动，立刻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责成英国科学家注意这一问题。几天之后，英国外交大臣Geoffrey Howe向联大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组成专家委员会讨论这件事。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接下来的事情，想必大家就都知道了。（未完待续）
每日一歌：点这里。
（四）
有个读者写信问我：“能不能把大气层戳个洞，排到外太空去？”当然他是在开玩笑，但我正好可以借这个问题，聊聊什么叫做温室效应。我想告诉大家两点：一，温室效应这个词用错了。二，温室效应是个大大的褒义词，没有它，生命就完蛋了。
“温室”这个词原意是指用透明玻璃或者塑料做屋顶的房子，这样太阳光可以射进来，热空气却散不出去。如果要给这种温室降温，在屋顶上戳个洞就行了。
导致全球变暖的不是温室效应，而是另有原因。大家知道，任何物体每时每刻都在向外发射电磁波，波长由温度而定。太阳表面温度6000°C，所以绝大部分太阳光的波长都在0.4-0.7微米之间，就是可见光。这些光有一小部分被云层和地表反射回了外太空，剩下的则被地球吸收，地表温度就升高了。
为什么这个波段正好是“可见光”呢？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正是因为大部分太阳光的波长都在这个波段，所以人类才会进化出一双能辨别这个波段的眼睛，方便自己生活。
地表温度上升后，热空气自然会向上升。但地球没有玻璃屋顶，上升的热空气不会遇到阻隔，这一点和“温室”是完全不同的。
地球被加热后也会发射电磁波，但地球温度很低，从地球表面发射出来的电磁波波长在4-100微米之间，属于红外波段。这个波段的光能毫无阻碍地穿过氧气和氮气，却会被二氧化碳所吸收。同样，二氧化碳吸收了这部分能量之后也会发射电磁波，一部分又重新回到了地面，进一步加热了地表。
正是这部分能量，成为全球变暖的最大功臣。为什么说是功臣呢？因为如果没有这部分反射所作的贡献，地表温度大约会在-20°C左右，大部分海水就结冰啦。而现在则是14°C，正好孕育生命。（未完待续）
骑士爆淬湖人，太解气了。自从魔术师约翰逊退役之后，我就没喜欢过湖人队。科比技术没的说，可丫人品不好，也不是一个好的领袖。我喜欢詹姆斯，高中毕业后直接玩职业体育，还玩得那么好，他不就是美国版的韩寒吗？其实科比也是高中毕业，看来中美体育界都被高中生霸占了。
詹姆斯刚进NBA的时候就是肌肉男了，现在留了胡子，看上去更凶猛了。上次去黄金海岸，见到一大帮澳大利亚中学生，男的像男的，女的像女的，发育得明显比中国孩子快10年。现在的中国孩子都怎么了？昨天一姐们还跟我说，如今80后的男孩子都很弱，女孩往往比同龄男孩优秀，所以李宇春才会那么红，你想啊，反正男女没差别，那肯定得喜欢一个强的。
我党虽然没有消灭贫富差距，但却成功地抹平了性别差异。
中国电视上能看到真爷们儿的地方也就剩下体育台了，还得是外国体育比赛的转播。现在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都他妈被一帮女里女气的人占领了。韩寒虽然挺牛逼的吧，可他从外表来看也是一个中性人，符合现在的审美趋势。
我就纳闷，怎么没人叫韩寒“纯姐们”啊？别误解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
今儿早上看Nature网站，看到如下一则新闻，登时激动不已。
大家都知道吸烟导致肺癌，可到底是怎么导致的，谁也说不清。现在好了，英国剑桥Sanger实验室的一帮牛人把肺癌的所有DNA序列测了出来，再和正常细胞序列做了对比，找到了22910个基因突变。他们估算了一下，平均每15根香烟即可导致一个突变，其中大部分当然都是中性的，但如果你运气不好，碰到一个恶性的，等死吧。
人家这研究不光是为了宣传戒烟，更是为了治疗肺癌。如果将来能够逐一分析这些突变的位置和特征，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搞清肺癌的致病机理和过程，并为个人化基因治疗奠定基础。
什么叫“追求细节”？这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宏观”的，西方文化是“微观”的，因此东方文化高人一等。扯鸡巴蛋。宏观谁不会啊？大道理谁脑子里都有好几条，但有个屁用。世界上的事情，难就难在微观，研究微观细节需要追根问底，需要技术含量，因此也就最有用。只有先把细节研究清楚了，你的那些宏观理论才有根基。中国吃亏就吃亏在不讲细节上，按照喻捷的说法，中国还没现代化呢，就直接后现代了。
关于这个肺癌研究的具体细节，请看明年第一期《三联生活周刊》。
看到这个研究我很激动，但找遍MSN，那几百个联系人里面只有一个小花牛是科学家来的。于是我和小花牛同学聊了几句，总算找到一个知音。看来我得多交几个科学家朋友了。
中午去参加榕树下的启动仪式，见到好多文艺青年啊！不过我在这帮人里面简直无话可说，大家的生活圈子和关注的事情太不一样了。幸好遇到于嘉，我俩狂聊NBA，异口同声地鄙视足球，哈哈，终于又找到一个知音。
我认为于嘉是中国体育直播界最好的三个解说之一，另两个是解说排球和羽毛球的洪刚和解说围棋的王元。于嘉太像解说员了，整个饭桌上有他一个人说话就足够了。我特想让于嘉和老罗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看看他俩谁更能说。
回想起来，我今年一篇体育的稿子都没做，太他妈遗憾了。去年乘着奥运会的东风，我杀到德国采访了最终获得奥运冠军的击剑美女布丽塔·海德曼，又杀到牙买加采访博尔特的老爸，那稿子做的多爽啊。
新的一年就要到了。我的目标是：上联正规时间学科学，下联业余时间搞体育，横批文艺青年闹特蜜。
每日一歌：Crosby Stills & Nash：《Helplessly Hoping》：
Helplessly Hoping
By Stephen Stills, Gold Hill
Helplessly hoping
Her harlequin hovers nearby
Awaiting a word
Gasping at glimpses
Of gentle true spirit
He runs, wishing he could fly
Only to trip at the sound of good-bye
Wordlessly watching
He waits by the window
And wonders
At the empty place inside
Heartlessly helping himself to her bad dreams
He worries
Did he hear a good-bye? Or [...]
看到很多人匆匆忙忙地评论哥本哈根，我想问一句，你对气候谈判了解多少？下列几个名词，你是否知道它们的定义？是否详细地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
UNFCCC,IPCC,AR4,COP,MOP,Kyoto Protocol,Annex I II, Umbrella Group,AOSIS,G77+China,CDM,JI,EB,AWG-KP,AWG-LCA,SBI,SBSTA,DNA,Bali Action Plan,Carbon Intensity,REDD,REDD+,REDD++,LULUCF,HFC,Hot Air,Bunkers,Adaptation,Mitigation,Cap and Trade,Carbon Tax,AAU,MRV,CER,Compliance,Carbon Leakage,Carbon Sink……
如果你不知道，那么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你并不了解哥本哈根发生了什么，你所看到的那些减排数字，那些承诺，那些气势汹汹的声明，都很容易把你误导了。
看了不少中文媒体的报道文字，深感气候变化报道的难处。任何一篇写得很亲民的、很通俗的报道，都没有，也不可能把真相说清楚。
不过呢，普通读者并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他们需要记者告诉他们，这个协议对他们未来的生活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媒体的主线。
于是，写经济的会告诉读者，他们的钱包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写政治的会告诉读者，中国的尊严是否得到了维持。充斥哥本哈根的，主要就是这两类记者。
但我不认为它们是谈判的主线。
气候变化谈判，主线当然是气候。可有谁认真地读过IPCC的报告吗？我上面列出的那些缩略语，还没包括气候变化部分呢，那将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请你扪心自问：你真的相信科学家说的话吗？假如你今天还不相信，但是明天科学家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你你错了，你会改变今天的判断吗？
说到底，所有的争论都源于一个铁的事实：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他们都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资深科技记者，业务水平很好，但他有个毛病，一出国就不会写稿了。两年前在巴厘岛我们就有过一次争论，关于巴厘路线图最后的那个MRV位置改动，明明是一个意思，他偏要理解成另一个意思。我当时还怀疑这是他英文不太好造成的误解，但通过这次大会我明白了，他英文没问题，但是他的立场有问题。
他是一个爱国记者。
我不讨厌爱国者，我讨厌爱国记者。这样的记者在国内的时候可以表现得义愤填膺，正直中立，但一到国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简直比新华社还新华社。这些人比新华社危害更大，因为他们在国内培养的粉丝会无条件地相信他们，不会想到他们其实早已不是你印象中的那个中立的记者了。
同样，很多学者也是如此。我看到很多很有水平的学者，写别的问题时都很好很强大，很牛很中立，摆出一副反政府的架势，可一写到气候问题，爱国热情便止不住地喷涌而出，于是写出来的文字往往是他们的博客里最差的。
关于中国政府在本次会议上的表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确实，立场决定态度，但事实更决定态度。关键问题是：你知道什么是事实？任何人都会宣称自己是为老百姓利益服务的，是“富有爱心”的，但如果他基于的事实都是错误的，光有爱心有什么用？上次波兰大会我就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正好连岳给松鼠会写的那个序言登了出来，他所提倡的就是这样一种毫无原则的爱，于是我才会如此愤怒。
不多说了，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为了防止绿坝把它屏蔽了，我全文贴在下面：
How do I know China wrecked the Copenhagen deal? I was in the room
Mark Lynas guardian.co.uk, Tuesday 22 December 2009 19.54 GMT Article history
Executive-secretary of the UN Climate Conference Yvo de Boer lets his frustration show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summit. Photograph: Olivier Morin/AFP/Getty Images
Copenhagen was a disaster. That much is agreed. B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