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和父母吵架，一个人在年三十晚上骑车去了鹫峰，找了一处山洞，想在里面过一夜。到了晚上我又饿又冷，只好下山去饭馆要了两个馒头，吃饱后准备去北京火车站过夜，那是我所知道的北京城里唯一暖和的地方。骑到长安街的时候，正好午夜12点，鞭炮在我身边不断爆炸，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解放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可眼泪却止不住哗哗地流。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过春节了，尤其讨厌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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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喜欢过春节，我把上面的故事讲给他听。其实这个故事虽然是真的，但我讨厌春节与此无关。我就是不喜欢过节，我现在天天都在过节，干嘛非得在指定的某一天“被”快乐呢？
我从小脑后就有反骨，讨厌一切规章制度，讨厌一切教条主义。年轻时好冲动，不免为了抗议而抗议，现在年纪大了，终于明白自己最需要的就是自由，其余一切都在其次。顺从自己的内心需要，只要不干涉别人，想干嘛就干嘛，这才是最快乐的生活。年轻时我做不到，现在渐渐看到了曙光，接近了这种状态，真不错。
有我这种想法的人有很多，可惜我们在现实世界经常会被认作“另类”、“叛逆”或者“反传统”，总之就是不“正常”，这太搞笑了。什么是“正常”的生活？谁来定义？祖先、群众还是党？我他妈都不答应。
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在云端》（Up in the Air），乔治·克鲁尼演一个常年出差在外的人，演的很好。我没克鲁尼帅，出差也没他那么频繁，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真挺有共鸣的。可惜这是好莱坞电影，到最后还是不能免俗地回归传统价值观。这电影的结尾让我很不爽，在路上的生活为什么就不能是“正常”的？在电影中克鲁尼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路上，在他看来那些朝九晚五，安居乐业的人才是不可思议的，他反而不能适应那种“正常”生活了。这才是最真实的情感。
前两天我又去参加了一个首映式，旅游卫视将在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推出一部公路大片，叫做《搭车去柏林》，讲的是美籍华人谷岳和中国纪录片摄影师刘畅从北京一路搭车去柏林的故事。谷岳是个旅行家，三联曾经报道过他的事迹。他号称这趟旅行是为了去看远在柏林的女朋友，还在天涯写了个帖子，标题叫做“史上最浪漫的情人节礼物”。在我看来这纯属扯淡，他要是真想女朋友了，买张飞机票不就得了？搭车这种事情，在古代是浪漫，在今天就是噱头，是行为艺术，是“卖点”。咱们都是成年人，就别装B了。
说白了，谷岳就是想出去转转，看看大千世界。和旅游卫视合作，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拍下来，顺便拿到资助，一举两得，多牛逼的创意啊！我看了其中的一集，拍的非常好，有时让我哈哈大笑，有时让我暗暗辛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完这集我就想，干嘛非得拿女朋友来说事儿呢？搭车旅行为什么就不能是浪漫的？所谓浪漫，不就是“浪迹天涯、漫游世界”的意思吗？
（谷岳终于见到了女朋友）
这套节目属于一个更大的系列，叫做《有多远走多远》。编导一心想把它打造成中国版的《在路上》，可你去看看现在的春运，看看海南岛的房价，还想上路吗？其实吧，上路不是关键问题，旅游不见得就是浪漫的事。中国式的旅游，上车睡觉下车照相，有劲吗？那还不如老老实实蹲在家里上网骂娘，还能环保呢。旅游的妙处不是身在路上，而是心在路上。自由才是最浪漫的事。
（谷岳和刘畅）
每日一歌：Tom Paxton-《流浪的人》（RAMBLIN’ BOY）。这是美国60年代的民歌手汤姆·派克斯顿写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你看看那个时代对于流浪者的看法，再对比一下现在，好玩吧？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进步，就是让更多的人有了追求自由的欲望与权力。（歌词与演唱有些不同）
RAMBLIN’ BOY流浪的人
He was a pal and a friend always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We rambled round in the hard ol’ days我们相识在过去那段贫苦的时候
He never cared if I had no dough我们一起在风雨中流浪
We rambled round in the rain and snow他从不在乎我们一分钱也没有
In Tulsa town we chanced to stray在桃萨城我们开始了流浪
We thought we’d try to work one day虽然我记得我们相识在一间工厂
The boss says he had room for one老板说他只能雇佣一个人
Says [...]
《读库》0902有篇好文章，就是傅国涌等人写的《穿越“五四”》。这是一部正在筹拍的纪录片的解说词，我很期待。
这篇文章澄清了我对五四的许多误解。我以前觉得五四就是学生造反，就是反传统，就是德先生赛先生。这篇文章用很多例证说明，五四远比这个复杂。原来，五四的代表性事件是北大《新青年》杂志的问世，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正是陈独秀。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意识到“这块古老的土地缺乏深入人心的启蒙，所以总有人想做皇帝。”于是他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是排斥武力政治，二是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三是要下定决心革新。
换句话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提倡思想多元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年轻一代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各取所需。
这本杂志的“护法”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而这本杂志的思想继承者是北大学生胡适。有趣的是这三人都属兔，堪称“三只兔子闹中国”。
蔡元培1940年去世，没看到结果。陈独秀因抗议五四学生运动被军警镇压，跑到大街上撒传单被捕。出狱后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之前他还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民主的旧译法，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出狱后他就宣布“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于是，《新青年》杂志移往上海，开始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陈独秀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于是，一个以启蒙为主旨的多元化思想时代由此结束，胡适对此曾深深感到惋惜。
1920年，学生代表去见孙中山。他说：“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告。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枪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真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新一代革命者奉为金科玉律，直到军事天才毛泽东率领解放军一举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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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在六四里面又出现了一次。大概很多人都同意，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近50年来态度最解放，思想最活跃的10年。思想解放的结果，就是民族主义最终脱颖而出，再一次统一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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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推理，接下来就是七四，也就是美国建国日。美国一直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民主的最佳典范，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各州自治、民权等等一系列主张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昌盛。但我想问的是：美国会重蹈五四六四的覆辙吗？
五四六四七四这条”永恒的金带“，是否真的会贯穿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
奥巴马在登基仪式上说，他要让科学“恢复到它应有的位置上”（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前两天，纽约时报发了篇社论，题目叫做《提升科学，提升民主》（Elevating Science, Elevating Democracy）。该文试图为奥巴马的发言提供了一个注解，告诉大家“科学应有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科学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作者DENNIS OVERBYE认为，科学的位置应该在“供桌”上。
当然我这是“意译”。作者的意思是说，科学的重点不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诚实、质疑、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honesty, doubt, respect for evidence, open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olerance and indeed hunger for opposing points of view）。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the most successful human activity of all time），理应被摆上供桌。
接着，作者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有这些行为准则，不是某个大仙（比如上帝）教的，而是人类在多年的实践中自己悟出来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准则最管用。（Nobody appeared in a cloud of smoke and taught scientists these virtues. This behavior simply evolved because it worked.）
接着作者又说，民主也非常符合科学界的行为准则。所以，科学的位置也就是民主的位置。如果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科学，反之亦然。
有趣的事情出现在后面。请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的读者留言，有133个之多，在纽约时报的留言里算是多的。我不知道纽约时报删不删留言，如果不删的话，那真得说明人家读者的素质太高了。如果我的博客留言能有这样的素质，我也就不会关闭留言功能了，呵呵。
不少留言都提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不民主的国家都曾经对科学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比如前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但并不妨碍它们各自在科学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最先上天的正是前苏联的宇航员，中国人也做出过人工合成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和杂交水稻这样的成绩。
如果说上述这些科学成就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系不大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看疫苗接种。现代医学已经多次证明，疫苗接种对于控制很多传染病非常有效，但疫苗被发明的初期，曾经遭到过很多人的反对。英国文豪萧伯纳就曾对接种非常不屑，写过很多文章嘲讽接种。最早的反接种联盟（The Anti-vaccination League）就是于1866年在英国首先成立的。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对于疫苗接种的怀疑还普遍存在。举个例子：由于接种的普及，白喉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被控制住了。前苏联由于实行严格的接种制度，白喉也已不多见。但是，前苏联解体后，那些新独立的民主国家由于对接种的要求不够严格，结果造成了1993-94年白喉再度在这些国家蔓延开来。
疫苗的反对者认为，疫苗接种是违反上帝意志的行为。在那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反对疫苗接种的人很有势力。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南非。这个废除了种族歧视，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疫苗接种方面却远远落后了，结果造成了多起传染病的不必要的流行。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还极力反对艾滋病的防治，认为艾滋病只是西方人发明出来对付黑人的手段。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南非的艾滋病人口持续上升，成了非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姆贝基的错误政策，造成了36500个南非人的不必要死亡。
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让人匪夷所思的例子。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国加州有个家长因为相信上帝的力量，拒绝为孩子看病，结果造成了孩子因病死亡。
为什么民主国家反而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悖论甚至让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史教师Rob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