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屿曾经出过一个“核废料事件”，引起了国际环保界的密切关注。岛上一位退伍军人从他的视角给我讲述了这个事件的原委，转述如下：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政府偷偷在岛上修了个码头，谎称要在附近建一座罐头厂，码头建好后果然有人看到罐头被源源不断地运上岛，而且每次卸货都在深夜。后来有个胆大的记者在报纸上爆料，原来那些罐头都是核电厂的核废料，这下捅了马蜂窝，兰屿人在几名当地牧师的带领下发起了抗议活动，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10年前台湾电力公司（台电）停止在兰屿储存新的核废料为止。
核废料事件闹大后，台电承诺所有兰屿居民用电免费，店铺除外。为了赔偿损失，台湾政府现在还每年给兰屿1900万新台币（一元人民币约等于4.6元新台币）“回馈金”，岛上的6个部落每个分到200万，剩下的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比如学校和医院。
兰屿核废料事件吸引了众多国际环保组织的关注，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很多环境NGO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声援兰屿人，但也有不少人为了达到目的，造谣说核废料已经造成了兰屿附近海域鱼类减少，导致兰屿居民人癌症比例增高，不过这些说法后来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
抗议了这么多年之后，兰屿人的想法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这位退伍军人告诉我，其实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把核废料搬走，而是提请台湾政府改进核废料的封存技术，根据兰屿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更好的保护措施。核废料每年都在产生，总得找地方存，不存在兰屿就得存在台湾岛的某个山沟里，结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核废料储存基地的大门）
这件事的内涵太丰富了，具备了典型公共环保事件的所有因素，非常值得大陆的政府、企业、NGO和公民们参考。
政府、企业和NGO我就不多说了，今天主要来说说公民。据陈建年说，兰屿民众的觉悟并不都像这位退伍军人这样高，兰屿内部也分成了很多派别，但即使是当年最强硬的反对派如今也不希望核废料搬走，那样的话兰屿人就拿不到补贴了。换句话说，兰屿的民众从正反双方的言论中听出了事实真相，普遍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一方都取得了部分胜利，谁也没吃大亏。
这次台湾之行，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台湾人普遍学会了从正反两方面看事情，偏激程度远比大陆要小。比如，台湾政府过去确实对原住民很不好，但这次有好几个原住民都对我说，原住民也不能总觉得汉人欠他们的，一味向政府索要高额补贴，这样反而会毁了原住民。原住民应该保持谦卑的态度，适度即可。
再比如对待富士康的X连跳，很多台湾人都对我说，这不全是郭台铭的错，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是从台湾的70年代过来的，明白这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必将经历的一个阵痛。
相比之下，我所看到的大陆言论明显分成两派，一部分经济学家认定罢工会让工人吃亏，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则坚信工人必须有罢工的自由才能获得平等待遇。这两种意见到底谁对？我没资格判断，但从双方的言论来看，我觉得两者谁都轻易说服不了对方，应该算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思路而已。即使某一方最后被证明是错的，那也是正常的讨论，毕竟没人希望看到劳资双方矛盾加深，最后闹得不可收拾，对吧？可是，起码在网络上，某一方的“粉丝”往往会对另一方大加嘲弄，互骂五毛，搞得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至于吗？
当然，对于学者而言，持有某种鲜明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两方各抒己见，然后采取其中最好的思路。我在台湾已经看到了这个曙光，我希望这个时代在大陆早点到来。
最后再举个例子：台东虽然名气很响，但因为地处偏僻，人口不多，又为了环保而拒不发展工业，以至于经济不很发达。上个月传出一条消息，说香港打算新开一个从香港直飞台东的新航线，此举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游客，台东人肯定应该高兴是吧？且慢！我见到的几乎所有的台东人都在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我想强强地问一句：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我们的媒体记者们、官员们、NGO们，以及所有那些“公共知识分子”们，大家该做点什么？
每日一歌：南王三姐妹-《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这是在南王部落的Party上录的，大家一边喝酒闲聊，一边轻声唱着这首卑南族的《圣歌》，弹吉他的是某位姐妹的刚上高中的儿子。这是我那晚最美好的回忆，这才是民歌的精髓。
《读库》0902有篇好文章，就是傅国涌等人写的《穿越“五四”》。这是一部正在筹拍的纪录片的解说词，我很期待。
这篇文章澄清了我对五四的许多误解。我以前觉得五四就是学生造反，就是反传统，就是德先生赛先生。这篇文章用很多例证说明，五四远比这个复杂。原来，五四的代表性事件是北大《新青年》杂志的问世，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正是陈独秀。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意识到“这块古老的土地缺乏深入人心的启蒙，所以总有人想做皇帝。”于是他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是排斥武力政治，二是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三是要下定决心革新。
换句话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提倡思想多元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年轻一代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各取所需。
这本杂志的“护法”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而这本杂志的思想继承者是北大学生胡适。有趣的是这三人都属兔，堪称“三只兔子闹中国”。
蔡元培1940年去世，没看到结果。陈独秀因抗议五四学生运动被军警镇压，跑到大街上撒传单被捕。出狱后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之前他还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民主的旧译法，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出狱后他就宣布“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于是，《新青年》杂志移往上海，开始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陈独秀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于是，一个以启蒙为主旨的多元化思想时代由此结束，胡适对此曾深深感到惋惜。
1920年，学生代表去见孙中山。他说：“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告。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枪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真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新一代革命者奉为金科玉律，直到军事天才毛泽东率领解放军一举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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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在六四里面又出现了一次。大概很多人都同意，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近50年来态度最解放，思想最活跃的10年。思想解放的结果，就是民族主义最终脱颖而出，再一次统一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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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推理，接下来就是七四，也就是美国建国日。美国一直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民主的最佳典范，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各州自治、民权等等一系列主张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昌盛。但我想问的是：美国会重蹈五四六四的覆辙吗？
五四六四七四这条”永恒的金带“，是否真的会贯穿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
奥巴马在登基仪式上说，他要让科学“恢复到它应有的位置上”（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前两天，纽约时报发了篇社论，题目叫做《提升科学，提升民主》（Elevating Science, Elevating Democracy）。该文试图为奥巴马的发言提供了一个注解，告诉大家“科学应有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科学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作者DENNIS OVERBYE认为，科学的位置应该在“供桌”上。
当然我这是“意译”。作者的意思是说，科学的重点不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诚实、质疑、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honesty, doubt, respect for evidence, open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olerance and indeed hunger for opposing points of view）。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the most successful human activity of all time），理应被摆上供桌。
接着，作者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有这些行为准则，不是某个大仙（比如上帝）教的，而是人类在多年的实践中自己悟出来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准则最管用。（Nobody appeared in a cloud of smoke and taught scientists these virtues. This behavior simply evolved because it worked.）
接着作者又说，民主也非常符合科学界的行为准则。所以，科学的位置也就是民主的位置。如果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科学，反之亦然。
有趣的事情出现在后面。请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的读者留言，有133个之多，在纽约时报的留言里算是多的。我不知道纽约时报删不删留言，如果不删的话，那真得说明人家读者的素质太高了。如果我的博客留言能有这样的素质，我也就不会关闭留言功能了，呵呵。
不少留言都提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不民主的国家都曾经对科学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比如前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但并不妨碍它们各自在科学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最先上天的正是前苏联的宇航员，中国人也做出过人工合成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和杂交水稻这样的成绩。
如果说上述这些科学成就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系不大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看疫苗接种。现代医学已经多次证明，疫苗接种对于控制很多传染病非常有效，但疫苗被发明的初期，曾经遭到过很多人的反对。英国文豪萧伯纳就曾对接种非常不屑，写过很多文章嘲讽接种。最早的反接种联盟（The Anti-vaccination League）就是于1866年在英国首先成立的。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对于疫苗接种的怀疑还普遍存在。举个例子：由于接种的普及，白喉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被控制住了。前苏联由于实行严格的接种制度，白喉也已不多见。但是，前苏联解体后，那些新独立的民主国家由于对接种的要求不够严格，结果造成了1993-94年白喉再度在这些国家蔓延开来。
疫苗的反对者认为，疫苗接种是违反上帝意志的行为。在那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反对疫苗接种的人很有势力。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南非。这个废除了种族歧视，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疫苗接种方面却远远落后了，结果造成了多起传染病的不必要的流行。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还极力反对艾滋病的防治，认为艾滋病只是西方人发明出来对付黑人的手段。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南非的艾滋病人口持续上升，成了非洲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姆贝基的错误政策，造成了36500个南非人的不必要死亡。
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让人匪夷所思的例子。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国加州有个家长因为相信上帝的力量，拒绝为孩子看病，结果造成了孩子因病死亡。
为什么民主国家反而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悖论甚至让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史教师Rob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