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摩托日记

作为一个吃了好多年洋奶粉的人，我这次终于在牛津见到了几头洋奶牛：

从左到右分别是《卫报》、《BBC》、《金融时报》和《太阳报》的资深环境记者，他们四位是应邀来牛津大学环境学院和师生交流报道气候变化心得体会的。你们看，这四位的模样和他们服务的媒体是多么地像啊，《卫报》是新锐左派报纸，《卫报》记者则是一身休闲打扮的帅哥；BBC是老牌资深媒体，BBC记者则是一个大肚秃顶中年大叔；《金融时报》是一份准确性很高可读性很差的严肃刊物，记者则是一个一口伦敦口音的眼镜女；《太阳报》是英国最有名的娱乐八卦报纸，以裸体三版女郎闻名，其记者也是一个一身西装的猥琐男。

身份介绍的时候，BBC记者调侃说：“我们三家都是国际知名媒体，但不知《太阳报》在外国有没有名啊？”那个西装猥琐男倒是一点也不生气，看来他也知道自己报纸是什么德性。不过，《太阳报》居然也专设了一位环境记者，可见环保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况且《太阳报》的发行量是《卫报》和《金融时报》的好几倍，这位西装猥琐男的影响力恐怕是这4人里最大的也未可知哦。

这个研讨会完全是为了“气候门事件”而来。很多科学家抱怨媒体误导读者，但他们四人异口同声地说，“媒体不必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我们只负责报道事实真相。”可BBC记者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但是你们要知道，英国的媒体都是商业机构，我们这些做记者的只对老板负责，不对事实负责。我记得伊拉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日镜报》致力于报道真相，但读者不喜欢，销量直线下降，于是报纸只好修正了报道口径，这才挽回了损失。”

然后《卫报》记者就对台下的一帮研究气候的科学家建议到：“你们要想上头版，就得把事情搞大，比如搞个集体签名什么的，让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虽然我也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不幸的是英国媒体就是这么工作的。”

最后一个科学家终于急了，说：“如果科学只能以这种方式面对公众，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哀吗？”我当时就坐在第一排，听到这里笑死了，心想，您这就不满意啦？来试试我们中国的民主吧。

参加这种研讨会挺好的，能增加自信心。你看，外国科学记者多么难当啊，既要准确，又要煽情，这姿势好难拿。还是我们中国的科学记者好，尤其是党媒的，可以不管销量，埋头做学问。

你也想增加一点自信心吗？那就请看本周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里面有我写的关于这次大会的详细报道。

每日一歌：再贴一首Jack Savoretti的歌《Northern Sky》：

今年的奥斯卡太三八了，就连美国人都学会了应景儿，唉。

技术奖和小奖不说，最佳女配角给了《珍爱》，讲一个黑人胖女孩的成长故事。最佳男配角给了《无良杂种》里的那个纳粹军官，但他却是电影里最女里女气的一个角色，电影里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比他更有男子气概。

最佳女主角给了三八·部落格，她主演的电影名字虽然是“橄榄球”，但前面加了“温馨”二字。这电影讲的是一个白人母亲用自己的爱心把黑人养子培养成橄榄球大明星的故事，肯定少不了温情戏。最佳男主角给了《狂野的心》，听名字挺男性的，但电影讲的却是一个颓废乡村大叔歌手是如何在一个女记者的帮助下重新开始生活的，肯定也少不了温情戏。

最佳电影好不容易给了一部全是男性角色的电影《拆弹部队》，但导演却是个女性。而且说实话，这电影太一般了，完全是因为拍了伊拉克战争才得奖的。

在我看来，今年最好看的电影就是《无良杂种》，昆汀太牛逼了，好莱坞那帮老头老太是不能理解的。不过也无所谓，老头老太们早晚要死的。很多事情，只能等一代人都死了才能了结，这事在美国也一样。

我是个红酒爱好者，于是掺和进了老苗负责制作的那期葡萄酒专刊。读完后我觉得这期做得挺好，除了有些文章软宣的味道太浓之外，大部分文章都有可读性，起码让我长了不少知识。

红酒和茶道、咖啡、音响和摄影等等嗜好很像，既能让人玩物丧志，又有足够多的细碎知识能让人沉溺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类嗜好没有绝对标准，谁也别想用科学根据说服别人，所以争论起来就没边了，特别适合发展成为一种不良嗜好，借以自我陶醉。

葡萄酒属于舶来品，对中国城市小资的吸引力很大。但是中国的葡萄酒基础差，懂酒的人真不多。比如这期杂志的封面图片，用的就是用来吃的葡萄，而不是用来酿酒的葡萄，这是有区别地。

我是在加州的纳帕谷中了红酒的毒，至今不能自拔，因此我一直喜欢喝所谓“新世界”（美洲和澳洲）的酒，喜欢那种浓烈的味道，不喜欢旧世界（欧洲）酒那种磨磨唧唧的感觉。看完这本专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更多地喜欢欧洲酒了，因为欧洲酒是用来藏的，因此也就更有投资价值。

我这次采访的是骏德酒业的品酒师黄山，她教会了我很多关于葡萄酒的知识，真的非常感谢她。

黄山解开了我心中一个谜团，为什么国产红酒那么难喝呢？国产廉价红酒里面只有长城勉强可以入口，其余的都很差。上次出差云南时我喝了云南红，妈呀，那是葡萄酒吗？

我原来以为，中国人模仿能力那么强，难道就酿不出物美价廉的红酒吗？听了她的介绍，我发觉还真不行。根据她的说法，国产红酒有以下6个问题：

1，葡萄藤一般需要7年以上才能产出高质量的葡萄。很多中国酒庄都是新开业的，往往第一年采摘的葡萄就拿来酿酒了，质量自然好不了。

2，中国红酒添加剂的规定不严格，酒商瞎掺。

3，国产红酒销售量是产量的3倍，很多廉价红酒都是拿进口散装酒勾兑出来的。

4，国产红酒对年份的规定也不严格，厂家瞎标。

5，国产红酒对品种的标识规定也不严格，很多酒标着梅洛，但其实里面什么葡萄都有。

6，中国酒庄急于盈利，葡萄产量过大，而真正好的酒庄都是严格控制产量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品质。

黄山还告诉我，以前红酒市场的价格是随着年份的不同而有高有低，但自从中国（以及东南亚和西亚市场）兴旺之后，红酒的价格就再也不波动了，而是直线上升。

以后谁再敢说中国没有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我跟谁急。

每日一歌：Jack Savoretti-《Russian Roulette》（选自专辑《Harder Than Easy》）

How I survived the massacre
I’ll never understand
I fought the fight as strong and hard as any other man
Yet I return as hero
While they return as ghosts
A heavy burden on the hearts of those they love the most

Take me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I used to be
Before I lived a lifetime
Show me
All of the love that I used to se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Now my reward is peace and quiet
Of both I’m never sure
The sound of silence scares me senseless
Ever since the war
I drink away my memories
Too vicious to be told
The hollow heart I carry now is no good for my soul

Take me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I used to be
Before I lived a lifetime
Show me
All of the love that I used to se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Take me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I used to be
Before I lived a lifetime
Show me
All of the love that I used to se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In the eyes of this lonely lover of mine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的入口处有片10 米见方的空地，每天都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环保人士来这里宣传他们的理念。其中最执着的要算是素食主义者联盟了，他们印刷了大量素食手册免费散发，里面列出了畜牧业的种种弊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数字是：全球畜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是甲烷）的总量比交通业还要多！只要地球人都开始吃素，全球气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可惜就连谈判代表们都不买账。会议中心的食堂里卖得最好的午餐是烤鸡腿，那本素食手册正好用来包鸡骨头。没办法，丹麦物价奇贵，要想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多的热量和蛋白质，同时还要美味可口，烤鸡腿是最佳选择。

看来，要想让大家吃素，还得想点别的理由才行。素食主义者最常见的理由是喜欢动物，不忍心吃它们。猫狗就不用说了，猪和牛也是很聪明的动物。如果我告诉你，猪的牙齿是所有动物里和人最像的，下回你还敢吃猪头肉吗？

植物学家对这个说法很有意见，在他们看来，植物也是有性格的，它们虽然看起来呆头呆脑，但使起诡计来一点也不亚于动物。有一种蝴蝶喜欢在小甘蓝（Brussels Sprout）的叶子上产卵，孵出的幼虫以叶片为食。小甘蓝当然不愿意被吃掉，便想出一条计策。小甘蓝发现，凡是交配过的雌蝴蝶体内都有一种名叫“苯甲酰氰”（Benzoyl Cyanide）的化学物质，未交配过的则没有。于是每当小甘蓝闻到苯甲酰氰，便立即释放化学信号，把黄蜂吸引了过来。这是一种寄生蜂，雌蜂把卵产在蝴蝶卵中，孵出的幼虫以蝴蝶卵为食，小甘蓝得救啦！交配过的雌蝴蝶体内为什么会有苯甲酰氰呢？原来这是一种“反性激素”，雌蝴蝶身上一旦有了这股味道，别的雄蝴蝶就不会再来和她交配了。最先想出这条毒计的雄蝴蝶一定很得意，没想到却被小甘蓝将计就计，赔了夫人又折兵。

怎么样，你还敢小瞧植物吗？事实上，大部分植物在多年的进化中都学会了怎样避免被动物吃掉，其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生产毒药，这就是植物毒素。大家常吃的蔬菜经过多年的人工培育，植物毒素的含量很少，吃起来还是很安全的。野菜可就不一定了，野菜中所含的植物毒素通常要比蔬菜多多了，但为什么大家都认为野菜更健康呢？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16 世纪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毒药，并把毕生的经验总结成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句：“世间万物皆为毒药，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毒药。之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毒药，只是因为剂量不够。”现代科学家受帕拉塞尔苏斯的启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毒物兴奋效应”（Hormesis）。这个理论认为毒药代表了一种“生存压力”，适当的生存压力会促使生命体启动应急机制，对健康是有好处的。怎么样，这个说法很辩证唯物主义吧？野菜或许很健康，但也不能拿它当饭吃，否则反而会有害了。

不过，素食主义者最担心的并不是植物毒素，而是味道不够好。从营养的角度看，肉类食品价值最大，于是人类在多年的进化中养成了对肉类食品的偏爱，很少有人天生就不喜欢吃肉对吧？素食就不一定了，大多数小孩子天生都不喜欢吃青菜，素食馆子也都喜欢把蔬菜做成肉的味道，就是这个道理。

大多数印度人一生都不吃肉，他们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咖喱调味。印度为什么有如此丰富多样的咖喱？就是为了弥补素食在味道上的不足。我在印度呆过3 个星期，吃过各种各样的咖喱，却一直没有培养起对咖喱的兴趣。在我看来，印度咖喱就像是香水，闻起来还不错，但吃起来就是不对胃口。再喜欢香水的人也不会往自己的沙拉碗里滴几滴香奈儿吧？功能不同嘛！

最终拯救素食的是来自南美洲的辣椒。有了它，再难吃的蔬菜都能下饭。准确地说，辣椒不能算是一种味道，而更像是一种触觉。辣椒中含有的辣椒素（Capsaicin）能作用于那些本来用于感觉“热”的神经末梢，使人产生被烫伤的错觉。英语里把“辣”叫做“热”（Hot），显然是有道理的。

那么，辣椒为什么那么辣呢？原来，这也是辣椒的一种生存技巧。只有哺乳动物才会感觉到辣椒的辣，鸟类没有相应的神经细胞，对辣椒毫无感觉。鸟的肠道短，活动距离长，是传播种子的好帮手。辣椒分泌辣椒素正好可以把哺乳动物吓跑，却用鲜红的颜色吸引鸟类前来啄食果实，顺便传播种子。

总之吧，动物和植物斗来斗去，最终获胜的好像都是看上去呆头呆脑的植物。只有人类貌似略胜一筹，因为人类实在是太贱了，明明知道辣椒不是为自己生产的，却偏要吃，吃完再去厕所拉肚子，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原载《天下美食ZEST》二月刊）

《中国日报》资深记者熊蕾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转基因水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她认为转基因水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安全，而在于政府是否能保证老百姓的选择权、知情权和发言权。这个说法很民主很强大，但我有不同意见。

熊蕾所说的三种权力最核心的就是知情权，但这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和公正基础上的权力，稍不留意就会走向歧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乙肝。中国直到去年才终于不再强行检查乙肝，不再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餐饮业，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乙肝病人遭到了歧视啊？！这是中国卫生部的耻辱，也是中国老百姓的耻辱。有人会说，即使现在科学家能够证明乙肝不会通过接触传染，不等于将来不会推翻这个结论，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应该继续检测乙肝。当然他们会很“公平”地允许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餐饮业，只是让大厨们挂个胸牌就可以了嘛，保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没错吧？

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和现在的转基因水稻有什么不同吗？请告诉我。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种牛生长激素（BST）能够提高牛奶产量10-20%，以前奶农们只能从屠宰场死牛的脑垂体中提取BST，后来孟山都公司采用转基因的方法把BST基因导入细菌，让细菌生产“重组牛生长激素”，并取了个商品名叫做Posilac。1993年，美国FDA不顾消费者组织的反对，批准了Posilac。于是美国有不少消费者组织灵机一动，转而要求奶农在产品标签上注明是否采用了生长激素，以及采用的到底是天然生长激素还是Posilac。怎么样，这个要求很合理吧？于是不少牛奶在包装上注明“本品不含生长激素”……

2003年，FDA发文指出，第一，所谓“不含生长激素”是不可能的，哪有奶牛（以及牛奶）不含激素的呢？第二，天然和人工生长激素完全一样，根本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用标签来区分。第三，如果硬要区分，就会有厂商造假，因为用天然和人工重组生长激素生产出来的牛奶根本检测不出区别，因此也就没法公正地执行。这三个说法都是有大量实验数据做保证的，即使蒋高明老师再高明也推翻不了（当然这不妨碍蒋老师硬要推翻）。

20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发文，禁止牛奶厂家贴“本品不含重组牛生长激素”这样的标签，理由是这种标签貌似给了公众知情权，但却暗示“重组牛生长激素”是有害的，这是一种变相歧视。

这里必须插一句，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直到今天仍然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牛生长激素，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些国家不缺牛奶。二，这些国家的民众对“天然食品”的要求比美国更强烈。三，使用了生长激素的奶牛患乳腺炎的风险会增加，也就是说，这个决定更多地是基于奶牛福利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因为生长激素有害。事实上，主流科学界对牛生长激素研究了很多年，一致认为这种激素会被人肠道消化掉，即使有少量进入人的循环系统，其含量也是微乎其微，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这件事和转基因农作物的情况非常相似。

接着说宾州。按照宾州的法律，政府提出的任何法令法规都必须交由公民讨论，果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最终宾州政府顺应民意，依然允许牛奶厂商贴标签。这件事上貌似民众胜利了。

我觉得这个“牛奶标签风波”很有意思，曾经根据这件事在三联上写过一个《生命八卦》。有人也许会说，这件事正好体现了民主不好的一面，但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民主制度是经过多年检验的，不能因为一个牛奶标签问题就被轻易地推翻。我认为现在中国民众对于转基因的怀疑，更多地是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政府已经出过好多次问题了，难怪公众不愿把信任票投给政府。

这件事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力促进科普教育，让老百姓真正理解生长激素是怎么回事，转基因是怎么回事，从心里支持政府的做法。否则的话，即使强行推行新的法律，也必将造成很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我觉得熊蕾提出的第三个要求，即发言权，是应该的。

但是，科普教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首先科学家应该站出来说话，向公众作出解释。其次，媒体应该公正，不应该被少数人所利用，尤其是一些NGO，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并不都是中立的，可惜很多媒体记者看不到这一点，或者因为偷懒，完全照搬这些NGO的说法，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第三，公众也得擦亮眼睛，提高自身的素质，用好自己的发言权。如果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不相信专家，对所有自己不懂的新生事物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那这个国家还怎么进步呢？

如果公众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等于逼着政府出面，用法律的手段强制推行新政。乙肝就是一个好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局长日记”事件，公众打着“知情权”的幌子满足了自己的窥淫欲，这不逼着政府出面控制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吗？

英国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国家，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都要来一趟，这次已是第四次了，看来我跟英国有缘。

这次主要在牛津一带活动。2月份的牛津已是初春，草地都是绿的，点缀着蓝铃花，非常好看：

牛津虽然不如剑桥漂亮，但其实比剑桥更古老。下面这张照片是在牛津Green Templeton College的一个古老的天文台上照的：

下面则是一幅1814年在同样地方绘制的风景画，好多建筑都还健在呢：

不知为什么，大多数给我写邮件的外国读者都来自英国。前几天刚好有个在牛津大学读书的留学生冯刚给我写信，于是就给他回了封信。牛津活动的最后一天，冯刚夫妇开车来接我去逛牛津城，恰好冯刚的太太莹盈是肖天存老师的前学生，就这样又和肖老师见面了。肖老师是来自中国的化学家，在牛津大学的帮助下，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一家上市公司，自己也成功转型成为半个商人。我2007年采访过他，时隔3年之后再次见到他，就像见到一位多见不见的老朋友，肖老师一点没变，仍然那么好客，那么雄心勃勃，真为他高兴。他带我参观了牛津的化学系，这里面出过多少诺贝尔奖啊！下面这个地方原来是实验室，高屋顶用来通风，现在改成会议室了，周围挂满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照片：

肖老师和冯刚夫妇还带我去参观了著名的Christ Church College，就是哈里·波特第一集中的那个城堡的拍摄地，我们甚至混进了那个著名的餐厅吃了顿饭，体验了一下魔法师学校的生活。这个College有个看大门的老大爷，据说在这里看了40年大门，依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老精灵：

回到伦敦，只剩下一个晚上的时间，于是我和著名的醉女侠吃了顿饭。我第一次见她还是在4年前，那时她给人的印象是个腼腆的贤妻良母，可这次我发现她的口才非常好，机灵劲儿一点也不亚于老罗。看来当几年老师确实有效果啊。得知她马上就要回北京了，我们的老男人局终于又要多一位老女人了，哈哈。

回到北京，又得倒时差了，困得不行。但一想到如今我衣食无忧、身体健康，朋友不但遍天下，而且人人都越来越好，还瞎抱怨个啥劲儿呢？

这次出差来英国之前，主办方给俺发了一份伦敦指南，告诉我出了希斯罗机场后先坐希斯罗特快到伦敦市中心，再打车去旅馆。看到这里俺从嘴角蹦出一个字：切！这等指南只能骗骗外国人，像俺这样的伦敦地头蛇是不屑一顾地。

出了机场，我立刻开始寻找那个熟悉的符号，一个红色圆圈，中间横贯一行英文单词：London Underground：

顺着标记走了5分钟，又一个熟悉的英文词组出现在眼前：Piccadilly Line。花4.5镑买张票，一路坐到Laicester Square，出站，找到Trafalga Square，旁边就是我要住的旅馆，Royal Trafalga，齐活儿了。

这样走，不但省了至少20镑，而且还不用换车，不用听“请大家尊老爱幼，主动为抱小孩的乘客让座”这样的废话，代价只是多花了大约10分钟，多走了5分钟的路而已，太划算了！

一想到伦敦，有人会立刻想到大英博物馆或者白金汉宫，而我则会立刻想到伦敦地铁。虽然伦敦地铁又老又破，而且越来越拥挤，可我仍然超爱它。伦敦地铁是真正的四通八达，市中心几乎不到500米就有一个地铁站，我几乎每条线都坐过，Piccadilly Line最好，连接了大英博物馆和所谓的“博物馆区”（自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去Paddington火车站可以坐Bakerloo Line，去贝克街找福尔摩斯可以坐Metropolitan Line，去格林尼治天文台看第一座航海钟可以坐Jubille Line再倒DLR，去看Westminster大教堂可以坐Circle Line或者District Line……

有人说，自从人类发明了城市，天堂就消失了。可我觉得，城市的天堂不在天上，而在地下，地铁就是通向天堂的阶梯。国学大师们肯定最爱地铁，因为地铁“接地气”嘛。地铁是看人的好地方，是一个城市最鲜活的场所。我坐过很多城市的地铁，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伦敦、纽约、旧金山、巴黎、柏林、哥本哈根、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所有的地铁我都喜欢，尤其是London Underground和New York Subway，聚集了从银行家到饭馆大厨在内所有阶层的人，有一种不分贵贱一律平等的感觉。每次我坐伦敦地铁的时候，都会对人类增加一点信心。

最近很多人在说“蚁族”，有人觉得这些人自找苦吃，但我觉得他们才不傻呢，因为如果不这么干，就只有回老家种地或者去中小城市打工，这辈子要想发财就更难了，这就是为什么“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反而会被“蚁族”和唐家岭村民排斥的原因。

每个人在决定自身命运的时候都会左思右想，考虑一下如果不这么干的后果。为什么不把这种思考方式运用到大事情上呢？好比说前一段举国上下都在反对垃圾焚烧，可大家想过没有，在现阶段的中国，垃圾如果不烧将会如何处理？是否会比焚烧更环保？还有很多“环保人士”反对水电站和核电站，可他们想过没有，如果不发展这两种发电技术，在现阶段就得大力发展煤电，烧煤排放出来的放射性物质比核电站多多了，酸雨对江河造成的危害也比水电站多多了，只不过这些污染更加隐蔽，缺乏轰动效应，“环保人士”们便假装看不到。这样的“环保”，往好了说是技术含量低，往坏了说是哗众取宠。这样的“环保人士”，其实就是一群以道德说教为武器的“精英”而已，支撑他们这么做下去的动力其实就是传说中的“精英意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他们也许会反驳说，只要严格实行垃圾分类不就行了？这话没错，可垃圾分类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参与才有可能成功，假如政府出台新政策，垃圾不分类丢弃的话就罚款，老百姓会同意吗？又有人说了，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不就行了？这两种发电方式当然很干净，可惜现在还是太贵了，如果硬逼老百姓买单，老百姓会同意吗？如果老百姓不同意，开始“散步”，不知道连岳们会不会再去直播呢？

接着说。不发展可持续能源的话还能怎么办？无非就是多烧煤呗，其结果就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很可能”带来全球气候变化。牛博上的一批经济学家们又说了，气候变化还是个未被证明的假说，凭什么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勒紧裤腰带？其实还有一批经济学家比他们想得更远。我采访过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他主持撰写的《斯特恩报告》正是从经济的角度计算了“如果现在不花钱减排的话，将来会不会花钱更多”这个纯经济学问题。他计算的结果是，现在减排可以把成本控制在GDP的1-2%，但如果等到出了问题再花钱解决，那么将要花费5-20%的GDP。所以说，气候问题完全可以转化成经济问题，但必须把眼光放远点，否则现在占小便宜，将来吃大亏，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做出来的事情。

最后说说转基因。首先，“有机农业”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因为“农业”就是人类干涉大自然的过程，再“有机”也不行。其次，转基因只是农业的一种改良而已，要想评估它的好坏，必须和其它耕作方式放在一起全面衡量。英国在2001年开始进行一项为期4年的“农场规模评估试验”（FSE），对4种转了抗除草剂基因的农作物进行大规模田间试验。2005年，英国政府挑选了一批专家成立了“环境释放顾问委员会”（ACRE），ACRE委托下属的一个子机构对那次“农场规模评估试验”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于2006年公布了调查报告，全名叫做《管理农业足迹：针对新农业体系的风险和利益建立一个比较性评估标准》。这份报告我仔细读过，里面提出了三个要点，分别介绍如下：

一，风险和利益。ACRE认为，欧盟自2001年开始实行的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评估标准只强调了对风险性的评估，忽略了转基因将会带来的好处。就拿已经了解得比较透彻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来说，这种作物将会改变除草剂的种类以及喷洒方式，减少农民的工作量和接触有毒除草剂的机会。再比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降低杀虫剂的使用，减少杀虫剂生产，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等。一句话，人类应该重新考量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利益，而不是只在转基因可能带来的危害上面做文章。（绿色和平请注意）

二，比较性评估。按照欧盟法律的规定，要想评价转基因农作物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只需比较一下转基因作物和对应的传统（非转基因）作物就行了。但是，这次“农场规模评估试验”表明，转基因作物和传统农作物之间的区别远不如公众想象的那样大。事实上，即使不种转基因作物，而只是换一种作物来种，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足以和转基因作物相比了。ACRE建议欧盟修改相关政策，取消对转基因技术的“特殊待遇”，对所有新引进的物种一视同仁。（袁隆平教授请注意）

三，新农业体系。“农业的足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能够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绝对不只是转基因这一项，还有很多新技术的运用能够带来很多预料不到的结果。比如，引进外来农作物，改春天播种为秋天播种，用青储饲料代替割草，等等。要想减少农业足迹对环境带来的副作用，决不能把眼光只盯在转基因上，而应该全盘考虑，对每一项新技术都进行严格的科学评估。（有机农业请注意）

报告的最后，ACRE对英国政府提出建议，今后在考虑引进任何一种农业新技术的时候，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评估。这包括同时考虑风险和利益；注重证据（而不是道听途说的理论）；将新技术和老技术进行对比；不迷信传统技术；鼓励农业技术革新，等等。（中国政府请注意）

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是在2006年去伦敦访问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份报告的。伦敦有个“科学传媒中心”（SMC），每周举办两次记者发布会，请专家向记者们通报最新的研究进展。那天我去旁听，正好遇到这份报告的发布会，顺便采访了有关专家，在《三联》上写了一篇《农业的足迹》，不知有谁看过没有？

我明天又要去伦敦啦！我太喜欢伦敦了，争取多采访几个好玩的人。

每日一歌：Cafe Americaine-《l Amour》：

原名“北京女病人”的庄雅婷老师写了个博客叫做《男人都怕神经病》，这事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北京女病人的病是不是神经病？

其实庄老师的意思我懂，我只是想借机说事儿，说说我喜欢的一位女神经病人-朱哲琴。朱老师很早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接连出了两张疯疯癫癫的专辑，《阿姐鼓》和《央金玛》，可我就是喜欢！放一首央金玛里面的《七只鼓》给大家听听：

刚刚用电脑音箱听了一遍这首歌，效果大打折扣，朱哲琴被MP3活活逼成了正常人。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买CD，然后用好的音响系统重新听一遍这两张专辑，好好体会一下何训田和朱哲琴为大家营造的那种疯疯癫癫的氛围，迷死人了。

就像这首《七只鼓》，肯定不是主打，但我特别喜欢。一开始朱哲琴轻叹呢喃，好似积蓄能量，然后突然爆发，狂喊“你妈的鼓！（别较真！）”何训田还嫌不够疯狂，天才地把很多音轨叠加在一起，好似一堆女神经病人一起呼喊着向你走来，那场面，太他妈刺激了。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人做的女声音乐中听到过如此疯癫的桥段，如此歇斯底里的声音。男声音乐也只有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能和此媲美，丁武发起疯来和朱哲琴有一拼。可惜的是，这两位中国歌坛少见的“歇斯底里嗓”都沉寂于江湖多年，这三张划时代的专辑也淹没在温良恭俭让的和谐氛围中，逐渐被中国人遗忘了。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神经病人当道的好时光，那段时间我们不但有朱哲琴和丁武这样的歇斯底里歌手，还有窦唯这样的抑郁症歌手，何勇这样的狂躁症歌手，张楚这样的自闭症歌手。那段时间的中国歌坛充满了神经病人，可那也是中国乐坛最伟大的时代。

随着这个时代越来越和谐，神经病人便都销声匿迹了。尤其是最近这10年，流行歌坛越来越流行小女生音乐和励志歌曲，间或出现一两声海豚音，也跟理科生似的，明摆着让你去测量丫到底唱了几个八度，太他妈没劲了。当然，所谓的“地下乐坛”还在，但都是一些没病装病的主儿。你以为你起个“左小祖咒”的怪名字，就可以冒充神经病了？你也配！我呸！

我有个好朋友正在写一本书，每次饭局她都会向大家征求意见，估计这会儿她已经收集了100多个锦囊了。我担心她被这些妙计弄得失去自我，但她认为写书是一件很“公众”的事情，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

回想起来，我写《来自民间的叛逆》的时候和她正相反，一个人闷头写了整整7年，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才把草稿寄给了王三表，让他成为第一个读者。现在我已经是三本书的作者了，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本书是我写得最好的，将来也很难超过它了。

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玩的现象，那就是大多数歌手的第一张专辑都是最好的，然后就一张不如一张地走下坡路了。前两天翻出Enya的第一张同名唱片来听，那张唱片不到45分钟，一共15首曲子，却有20多个好听的旋律，个个都是经典。后面的几张虽然编曲的技巧更纯熟了，但要论才华，那就差远了。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大多数歌手的创造力只够出一张唱片的吗？或者是因为歌手一旦出了名就没有进取心了？也许都有道理，但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歌手一旦出了名，他就会被无数意见所包围，创作的时候就不免会瞻前顾后，一心想取悦大众，最后逐渐变成一个被大众口味塑造出来的平庸艺人。

真正牛逼的歌手，往往都是非常固执的人。迪伦是典型，他从不按牌理出牌，自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其中自然有失败之作，但却引领了好几次潮流。披头士也是如此，列侬是个极度自信的家伙，而麦卡特尼就有点随大流。两人的才华在伯仲之间，但列侬单飞后取得的成就显然要超过麦卡特尼好几个数量级。

固执己见的代价有可能是商业上的失败，但如果随大流，也许会小有收获，但永远不会取得大成功。写书这种事情，比拼的是才华。我这位朋友才华出众，所以我劝她打出一个标语：写书呢，别理我！

每日一歌：Imogen Heap-《First Train Home》（第一辆回家的火车）：